李鴻章

李鴻章，這是一個談晚清歷史繞不過去的人物，“中興四大名臣”之一、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淮軍和北洋水師創始人、“再造玄黃之人”等眾多標籤加身。但他更為人熟知和詬病的是與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關係，《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辛丑條約》等等都是李鴻章出面籤的字，“弱國無外交”的酸楚在當時沒有人比他體會的更深了。

大英帝國版圖

要評價一個人就要結合他所在的時代背景去看，用今天的標準去評價古人，“大聖人”也能挑出一身錯。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成立，拉開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序幕，或是因工業革命中的先發優勢，或是因國家體量、武力強大，英法俄三國首先在爭奪世界霸權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為了維護自身地位、爭搶利益，三國利用武力脅迫、經濟威脅等手段和實力不如自己的國家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說白了弱肉強食，實力不如人就要挨宰。

比如進入火器時代之後，硝石就成為了重要的戰略資源，控制了硝石貿易不只能阻礙對手軍備發展，更能獲取暴利，而智利是唯一生產天然硝石的國家，英國依仗強大的海軍逼迫智利簽署不平等條約，控制了硝石的定價權。再比如都知道1775年至1783年獨立戰爭之後，美國獨立，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但因為實力差距，雙方簽訂的《巴黎和約》也稱不上是平等條約，英國保留了大量經濟特權，英國資本對於美國的剝削、影響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才結束。

李鴻章和俾斯麥

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稱李鴻章是“東方俾斯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稱讚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這裡面有些吹捧之嫌，但也是有感而發。

“鐵血宰相”俾斯麥帶領普魯士王國，在19世紀中期透過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三場大戰建立起了統一的德國，在這其中看似軍事起了最大作用，實際上俾斯麥的外交手腕最重要。德意志地區處於中歐，處於英法俄三大列強包圍之中，任何變動都會影響到三國利益，俾斯麥為了避免列強幹涉，給普魯士留出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一樣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比如向英國借“高利貸”，給俄國商品免關稅，許諾給法國割地等等。只不過1870年普法戰爭，普魯士輕鬆擊敗號稱“歐洲第一陸軍”的法國，統一的德國實力暴增，也成了列強，各種不平等條約自動解除了。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

1853年黑船事件，日本國門被美國以炮艦開啟，此後日本被逼簽訂了《神奈川條約》、《下田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內外交困下，幕府統治被推翻，日本在伊藤博文等人領導下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大幕，為了發展，為了避免遭到列強組團壓迫，日本可以說是使勁了渾身解數要抱上英國的大腿。伊藤博文等人賄賂英國官員、收買英國傳媒、花高價買殘次品拉攏英國工商界，寧可犧牲日本的短期利益，也要獲得英國的認同、扶持。

比如1902年簽署的《英日同盟條約》對日本來說是個不平等條約，日本義務太多，權力太少，完全淪為英國的“打手”，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本獲得的利益大部分進了英國人的口袋，日本經濟被英國資本操控直到一戰結束。但這個條約是伊藤博文等日本領導人上杆子去籤的，因為日本要發展、要擴張就會損害其他強國的利益，沒有英國在背後撐著，日本早就被“圍毆”了。

李鴻章

說白了後發國家想發展就要交“學費”，而在當時列強爭霸的時代，這種“學費”往往是以不平等條約形式存在，在國家實力不足以打破規則的時候，就要按著列強的規則來，俾斯麥、伊藤博文都是這麼幹的，李鴻章某種程度上來說做的是和他們一樣的事。李鴻章行事肯定有功有過，但在外交領域他確實是晚晴官員中做得最好的。

在李鴻章之前，清政府和西方列強基本上處於沒有交流的狀態，1840年鴉片戰爭被開啟國門之後也沒啥變化，對於涉及西方的事務就是眼不見心不煩，直到列強的軍隊打上門才慌亂的派人去談判。而在談判過程中清朝官員也沒什麼技巧，要麼強硬不懂變通，要麼徹底跪舔，不瞭解國際局勢，不懂得利用列強矛盾分化拉攏，就是硬談，談不攏接著打，直到清朝統治者被打慫了，不平等條約也就出來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早有預兆，1851年清朝爆發太平天國起義，戰火席捲天下，西方列強趁火打劫，提出了修改條約的要求，要擴大在華利益，清政府分別在1854年、1856年兩次拒絕，直接關閉了外交談判的通道，這種行為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中就是開戰的前奏。

但有意思的是清政府不想談判，但也沒做打仗的準備，要求各地官員“息兵為要”，戰備情況甚至不如十幾年前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另一方面洋人依仗不平等條約獲得的特權肆意妄為，激起了清朝上下很多人的不滿，地方官員默許民間排外活動，對於一切外國的投訴均置諸不理，這給列強發動戰爭提供了藉口。清政府這種矛盾、混亂的外交態度讓列強看透了其外強中乾的本質，加速了列強的侵略步伐，加大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規模。

李鴻章

李鴻章在外交上的貢獻首先是提出了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要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國家發展爭取時間，比較典型的就是1874年的“馬嘉理案”，當時英國公使威妥瑪已經發出戰爭威脅，談判趨於破裂，最終是李鴻章巧妙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清朝洋務運動30餘年能有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李鴻章是有功的。

其次李鴻章利用各國間的矛盾，改善了清朝孤立的外交局面，在談判中減少損失。列強之間矛盾重重，清政府卻對這些沒有認知，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對於各國列強的條件是全都答應，直到李鴻章主導外交工作才有討價還價，利用列強間的關係減少損失。比如李鴻章人生最後一場和列強的談判，簽訂《辛丑條約》，最早列強提出了瓜分中國、10億兩白銀賠款等條件，幾乎把清政府逼上絕路，是李鴻章利用列強在華利益上的衝突，分化瓦解八國聯軍，最終以不割地而平息事件，賠款降到了4。5億兩白銀，這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最後李鴻章將清朝帶入了國際外交體系中。清朝最早是“朝貢外交”，不主動和外國交流，一直當自己是“天朝上國”，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也沒啥改變，都是列強外交人員主動上門。直到1876年，在李鴻章建議下郭嵩燾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大清才算是走進了國際外交體系中，打開了雙方高層交流的渠道。這麼做的好處就是兩國間的很多矛盾、衝突可以在初始階段協商解決，不用等事情激化後走向戰爭。

李鴻章

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這句話是很中肯的，李鴻章是簽訂了眾多不平等條約，在外交談判中有過受賄行為，但他並不是清政府中做出最終決定的人啊。比如使李鴻章備受詬病的1885年《中法新約》，中法戰爭“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實際上是英國人赫德透過總理衙門以及自己在歐洲的關係繞過李鴻章主導了中法談判，李鴻章根本插不上手，只是最終奉命去籤個字罷了！

李鴻章的悲劇是作為臣子，他沒能像俾斯麥、伊藤博文等人一樣遇到銳意進取、雄心勃勃的君主，只能當一個“大清裱糊匠”；作為一個外交能手，他成為清朝統治者和列強眼中處理外交問題的唯一人選，仕途幾起幾落，卻總被推到外交談判的最前沿，在一份份恥辱的不平等條約上籤上自己的名字。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病逝，慈禧太后感嘆：“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