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王朝，商雖然滅亡了，但紂子祿父（武庚）仍被周武王立於商王畿邶地為監，在那裡“俾守商祀”，世守商王宗廟和治理當地殷民。但以祿父為首的商貴族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時時都在窺伺周王朝的動向，尋找可乘之機，企圖奪回他們失去的王朝政權。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周王朝需要有鐵腕手段，方能鞏固新生的政權。武庚、管叔、蔡叔聯合叛周與周公鎮壓叛周的矛盾鬥爭，透過政治和軍事較量體現出這一歷史發展規律。

滅商後兩年，武王積勞而亡，天下尚未安寧，成王年幼，周公出於對國家前途的考慮，擔負起攝政的重任，代行王權。在王室多艱的時刻，於殷地為監的管叔、蔡叔等由於未能入朝主政，極為不滿，趁周公剛剛執政，國家權力不夠鞏固的時機，散佈不利於加強王權的謠言，《尚書·金滕》載：“

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名曰為成王爭王權，實則是製造周公要取代成王自立為王的輿論，達到使朝廷上下思想混亂的政治效果。古人早已看穿管、蔡的把戲，一針見血地指出：“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

。”“啟商”二字切中要害，揭穿管、蔡的行為是啟發殷人叛周，顯然“惎間王室“是指他們利用周王室與亡國殷人之間的隔閡，藉助武庚的力量陰謀禍亂王室，實現其取而代之的野心。 《史記》中的《周本紀》、《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衛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等對於管、蔡這種陰謀都有類似的記載。原來追隨商王朝的奄（都山東曲阜）和薄姑（都山東博興東）探聽到周王朝大臣們和管、蔡的動向，積極向武庚獻計獻策，提出 “

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在奄君和薄姑之君的鼓動下，武庚祿父急切地想奪回失去的王朝，而管、蔡想在亂中篡權，於是他們各懷鬼胎，相互利用， 共同發動叛亂。參加叛周活動的不只管、蔡和武庚三股勢力，還 有其他諸侯國，如《逸周書・作雒》說“

徐、奄及熊、盈以略（畔）

”。徐是東夷另一個大國，在奄國之南，嬴姓諸國的重要首領之一，穆王時再度成為周王朝的勁敵。“熊、盈以略”之“盈”與 “嬴”通，是徐、奄以外的諸多嬴姓崇拜鳥圖騰的小國，“熊”代表祝融之後的小國。這些無具體名稱的小國大多分佈在今山東地區，故《尚書·大誥》中把眾多叛亂的諸侯國歸併為“三監及淮夷叛”。這個“淮夷”是與奄、薄姑為鄰的部落或方國，活躍于山東濰水流域。這些記載說明叛周活動的參加者，除三監之外，主要是曾與殷結盟的殷東夷人小國，叛國活動能迅速發展起來，是因為周王室內部不團結，管、蔡陰謀篡權所致。正如《詩經》總結的那樣，“兄弟閱於牆‘’，才爆發如火如荼的平叛戰爭。

周公東征圖

平三監和踐奄

周公像

武王去世後，“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懷有異心的管叔和蔡叔製造的“公將不利於孺子”的流言驟起，很快在輔政大臣們中間產生了間隙，曾經與周公一起輔佐武王滅商的召公和姜太公對周公的攝政之舉很不理解，尤其是在朝廷中起舉足輕重作用的召公明顯地表現這種疑慮。《史記•燕召公世家》說：“

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姜太公對周公也未表示支援。在王朝安危的關鍵時刻，“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闢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又說“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

”換言之，在國家即將出現權力真空的情況下，自己躲避矛盾不去掌權，天下就會大亂，那時不僅無顏以對先王，而且也無法成就周的大業，所以要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周公還特意作《君奭》強調他與召公加強團結，共同遵奉天意，擔起王朝的大任的重要性。經過周公的努力，才把召公從“不說”（不高興）的狀態引到“乃說”氣氛中來，漸漸理解了周公攝政的用意。周、召二公開始分工合作，分別承擔起治理王朝東、西兩地的重任，“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王朝的領導核心團結問題基本解決，以宗周和洛邑為中心的王朝東、西政權都掌握在忠於王室的人手中，周公方有可能在朝廷內團結更多的官員，進一步統一認識，消除流言的影響，使受到中傷的王權得到加強。為此，周公又假借上帝的意旨在諸侯和朝中官員面前揭露“三監”的罪行，動員那些猶豫觀望者加入征討叛亂的行列中來。《尚書•大誥》就是這樣一篇藉助上帝神明動員東征的宣言書，在誥辭中周公反覆強調文王的舊臣（“爾惟舊人”），應當同我一起完成文王的事業（“

予不敢不極卒寧（文）王圖事

”），保衛王朝的疆土，到東方去征伐陰謀叛亂分子。

為減少東征的阻力和擴大東征的隊伍，周公在《大誥》中首先分析武王死後王朝面臨的形勢，國家機體內有了毛病（“

我國有疵

”），圖謀篡權的人制造流言，蠢蠢欲動；殷商的餘孽也要趁機恢復他們的統治（“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這兩股勢力已經勾結起來，對王朝構成嚴重威脅，因此要動用武力去平叛。然而，在諸侯和官員中還有種種反對平叛的錯誤主張，說什麼困難太大，民心浮動；或說叛亂者是王室的宗親，又是長輩，不宜討伐他們 （“

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徵。

”）等等。說明當時周公東征的阻力相當大，要想取得東征的勝利，必須解除這些人的思想顧慮。其次，古人迷信，相信上帝的權威。周公利用占卜的方法，從文王遺留下來的大寶龜身上得到所謂上帝 的佳音（“

予得吉卜

”），同文王受命成就大業一樣（“

天休於寧（文）王，興我小邦周

”），現在上帝也啟示我們，有臣民的幫助（“

今天其相民

”），只要遵奉上天威嚴的旨意，振作起來，一起執行上帝的命令，去征伐那些殷遺叛亂的罪人（“

於伐殷逋播臣

”）， 東征就能勝利。最後，周公又以蓋房子和種莊稼比喻後人如何繼承前人事業。父輩設計好蓋房方法，子輩不去打地基，房子怎能蓋起來；父輩把地耕好，子輩不去播種，哪會有收穫。文王留下來的事業，我們不去完成，周邦怎會興盛發達。現在有人要攻伐我們的子弟，難道諸侯國君不去保護自己的子弟，還要勸阻別人去救助受攻伐的子弟嗎？（ “

若考作室……民養其勸弗救?"

）經過一再勸說，周公基本說服了諸侯國君和官員們，於是決定率領諸侯東征（“

肆朕誕以爾東征

”），並表示要像農夫除草那樣，一定除惡務盡（“

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周公在加強領導核心的團結後，又在統治階層內統一思想認識，大大減少了東征的阻力，從而為東征做好了政治總動員。

周公之所以能夠較快地讓部分諸侯和官員放下東征能否獲得勝利的包袱，除了借占卜術傳達上帝旨意外，還因為他成功地分化瓦解了敵人。雖然現在難以陳述瓦解敵人的具體方法，但周公確實在《大誥》中多處提到，以“民獻有十夫“為首的殷商貴族從武庚的陣營中分化出來，倒向周王朝，並且願意在周平叛武庚之亂時立功（“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於敉寧（文）武圖功。

”）。孔安國《傳》在解釋這段史料時說：“

今之明日，四國民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建。

”孔穎達 《疏》又說“

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 用此十夫為之。

”孔穎達發掘出這段史料的真實內涵，在使人們知道殷人內部有降周的十夫，並“謀立其功”。顯然，周公在東征中使用了以十夫為首的殷人武裝力量。

周公在穩定、調整王朝領導中樞和團結友邦及其官員之後，又從敵人營壘中爭取到投降者，這就在組織和政治上為即將開始的東征鋪平了道路。《逸周書·作雒解》說這是“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的成果，也就是“周公攝政，一年救亂”的具體內容。但叛亂的聲勢日趨囂張，緊接著周公便以東征統帥的身份出居東國雒邑，積極組建和整頓軍隊，準備第二次伐商。西周甲骨有“六師、八師”之名，其中的“八師”很可能是投降的殷人組建而成的，這正與《大誥》中以“十夫”為首的投誠殷人相印證，也與《逸周書·作雒解》所載“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徵）殷”相符。康侯簋銘文載“王來伐商邑，徵令康侯 圖於衛。”這是說王來伐商，命令康侯鎮守衛地邊境，證實周公伐商的大軍在衛地集結。衛，即武王伐商後令百弇以虎賁征伐的衛，當在商都朝歌西。看來周公東征仍沿武王伐商的路線前進，大軍穩紮穩打，在衛地屯軍，對三監構成強大軍事壓力，故周軍北上攻武庚封地邶（原商畿北部），“殷大震潰”。《書序》說“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其實“王子祿父北奔”

了，如果是在克殷被殺，周人不會把祭日的庚作為他的尊號並冠以武字。而是北奔後才死，其子或臣下用庚日祭祀他，所以號為武庚。

武庚像

周軍攻佔邶地後，兵分兩路，主力仍由周公統帥，挾戰勝之餘威揮師東進，直搗管叔駐地鄘（原商畿東部），迅速擊敗叛軍， 佔領城邑，殺死管叔（一說管叔自經）；周軍又攻克蔡叔駐地，活捉了他，囚禁在郭凌。至此殷地的“三監叛亂”平息，第二次伐商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另一路周軍由召公統帥追擊北奔的武庚及其子率領的殘部。大保簋銘文雲：“

王伐錄子聖，摣厥，反。王降徵令於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賜休餘土，用茲彝對令

。”以上銘文可知武庚父子叛周，周王命令太保召公去征伐。 太保順利完成軍事使命，受到周王的褒揚和賞賜。大保簋銘文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缺佚，不僅使我們知道與周公一起平叛“三監之亂”的還有召公，而且他獨立完成追擊北奔的武庚父子的殘部，將他們趕出了殷人的勢力範圍，為日後分封燕國奠定了基礎。

大保簋銘文

周公統帥的平叛大軍結束橫掃邶、鄘、衛的戰事之後，挺進東方，踏上征討薄姑、奄的征途。這兩個助武庚作亂的東夷大國分別立國於泰山南北，薄姑都魯北博興縣境；奄又稱商奄，都於曲阜，本為商王南庚和陽甲的舊都，因而奄君和民眾與商王國關係密切，國勢又較強。戰國人傳說周公在徵東夷時採納辛公甲提出的作戰方略，即“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

。”於是大軍先南下攻九夷，而後回師踐奄。但周初文誥明言“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分明是周公東征最後一仗是踐奄。想來大政治家、軍事家周公不大可能挾勝殷之餘威而捨近求遠，棄置唾手可得的薄姑於不顧而南下攻魯南諸小國。在當時戰爭手段和交通工具畢竟比較原始的情況下，周公率軍還是先攻魯北的薄姑再南下較為合理，而後才會有“將攻商蓋”的辛公甲建議，《尚書·多士》中“昔朕來自奄”正是東征戰爭結束的終點。

薄姑是如何被滅掉的，文獻記載不明確，周初金文彌補了這 一缺憾，輿方鼎銘文載；“

隹（唯）周公徵□（於）伐東屍（夷），豐白（伯）、尃古（薄姑）鹹。

”豐、薄姑出現在同一銘文中，表明他們相距不遠，都立國於古濟水（魯北）流域。“”字是周軍加於二國的軍事行動結果，其義為“斬殺”；“鹹”有皆義，“鹹”就是二國均被殺戮。這種懲治罪犯的方法就是殺君滅國，迫使一部分民眾擁立新君遷往他鄉，薄姑族先後建國於下邳取慮（江蘇睢寧）和江南吳縣。這兩地都留有薄姑的遺蹟。商周之際的豐國史籍缺載，不知是否與銅器銘文中的妊姓豐國為同族。西周時山東地區妊姓小國較多，如果銅器銘文中的豐國原為山東妊姓諸國之一的話，很可能是周公東征時降於周，被遷至王畿西部立國守邊，直到春秋 初年仍在陝西西部渭水南岸稱王，與秦通好。

輿方鼎銘文

薄姑被擊破南逃後，周軍遂長驅南下，實施“服眾小以劫大”，先攻“九夷”，以孤立商奄的作戰方略。所謂九夷，應是與《作雒》中所記述的“凡所徵熊、盈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指的是一回事，都是居於魯南和泗水以北的小國。諸小國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暫時屈服，實際上是壓而不服，對周及其侯國懷有敵意，後來，伯禽就封於魯，曲阜城東又出現“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的局面，不得不再次與夷人交戰。因此“服眾小以劫大”作戰方針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回師踐奄的戰爭中打得相當艱苦更說明這一點。奄都本是商王南庚、陽甲的舊都，史稱商奄。該地民眾與商人有難以割捨的關係，國勢又是東夷中最強者，因而奄軍對周師的進攻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傳說周公踐奄時“

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

”克殷殘薄姑後才踐奄，商人不可能又突然出現在奄地與周軍交戰，故傳說中的“商人服 象”當是指商奄而言。奄人使用大象與前來征討的周軍鏖戰，致使周軍難以應付，戰士都砍破了戰斧和大斨，可見周軍經過慘烈的苦戰才擊敗奄軍，部分奄軍和民眾遷往江南，成立新的國家。 “踐奄”之踐反映出周人對這次殘酷戰爭的報復心理，古人解釋 “

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

”也就是說不僅殺奄君本人，還要將其全家沒為奴隸，毀壞其宮殿，再在原址上挖一個大池塘，從地面上剷除象徵奄國存在的標誌物。

周公踐奄之戰見於周初的銅器銘文，如禽鼎有“王

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鋝，禽用作寶彝

”；銘文表明是周公謀劃決策，以周王的名義徵商蓋，激勵將士打好最後一仗。值得注意的是“徵蓋”銘文不與其他被征伐的東夷方國同見一器，暗示 周公踐奄確是單獨一次大戰役，那麼文獻記載這是一次慘烈的戰爭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次東征周軍已連續征戰近三年，尤其是最後對奄國作戰時，戰士在奄軍頑強抵抗面前拼死衝殺才取得勝利，但思鄉和厭戰情緒也由此而產生，流傳至今的詩歌裡表露的極為明顯。他們唱出：

到東山打仗已三年，久久不能回家園，恨不得馬上飛到妻身邊

， 思鄉之情躍然紙上；或對戰爭發洩不滿情緒，喊出幾經征戰砍破斧，大斨也缺了刃，周公東征威名揚，可我們吃盡苦頭，總算死裡逃生當慶幸。反映出東征大軍踐奄後的氣勢大大低落，厭戰情緒在戰士們中間氾濫，戰鬥力已和克殷時的軍威高漲不可同日而 語。因此周公在控制了薄姑、商奄之地後，不可能再率軍追擊南逃的敵人，只能任其選擇安身立國之地，也不可能再對壓而不服的眾小夷國用兵。周公適時地從奄地班師回宗周，總結武王伐商和東征克殷、踐奄的歷史教訓，為鞏固周王朝統治協助成王封邦建國。

東征尾聲

東征的任務是討平“三監之亂”和征討助武庚叛周的東夷諸國。這項任務周公勝利完成，除此之外，還有些較小規模的戰鬥，與平叛“三監之亂”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不妨稱之為東征的尾聲。

殷墟甲骨文中常見的唐，是商王國在晉南的軍事據點，築有城邑（“

作大邑於唐土

”），封侯守衛（“

不惟侯唐

”），與王都往來密切（“

使人往於唐

”），商王也光顧過這裡（“

王狩於唐，若

”）。 學者考證這個唐在今山西翼城縣南。這樣一個商王國的軍事據點，在三監叛亂時與武庚的叛周活動遙相呼應，亦在唐地作亂。 《史記•晉世家》雲：“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十幾字的資訊告訴我們，對於原殷商的各種勢力不可掉以輕心，小小的唐侯也不甘心宗主國商的滅亡。周公滅唐清除了商王國在晉 南的最後據點，為將來周族人坐鎮晉南，保衛成周奠定了基礎。

東征後的奄地魯公伯禽就封於此，但該地並不安寧，徐戎等夷人小國的軍事實力並未受到重創，對周人君臨此地敵意甚深，嚴重地威脅著新建的魯國安全。當時“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清人段玉裁說：“

魯東近徐，故曰'東郊不開

‘。”伯禽初到奄地就封（更名為魯），立即受到徐、夷的困擾，故他率眾在費地（曲阜東）誓師，動員士兵修理好各種武器和裝備，帶好軍糧，嚴守軍紀，征伐徐戎。在魯軍的不斷打擊和驅趕下，徐戎從魯國之東的故地四散，其中最大的一股南遷 至今安徽泗縣以北立國，與南淮夷為鄰。魯國從此疆域擴大，成為西周時期的諸侯大國。

追隨武庚叛國的不知名小國可能還有一些，由於史蹟渺茫，不再一一追尋。僅就清剿唐、徐已經看出，平叛三監和踐奄之後進行的戰爭，是擴大和鞏固東征戰果必不可少的軍事行動，為周人在黃河以北和東部的發展清除了障礙，對於王畿北面和東部安全保障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