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12世紀初為調解主教敘人權之爭所做出的一些安排，並不意味著教會與世俗權力任何一方放棄了進一步嘗試——讓對方承認自己的宗主權。1302年教宗卜尼法斯八世重申教廷的立場，即羅馬教宗的地位高於所有領主。在針對法蘭西國王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的詔書《一聖教諭》中寫著：教宗手中有兩把劍，一把教會之劍，一把俗世權力之劍，兩把劍都在教會的掌控之下。區別僅在於教會之劍由教會自己使用，世俗權力手中的劍是在替教會使用。

教宗受的挑戰

教宗的挑戰受到了處在形成期的新興民族國家法蘭西和英格蘭的最堅決回擊。這兩個國家嚴格限制了教宗對教會財產的稅收，並進一步推動其“自己”教會的國有化。法蘭西國王們甚至間或成功地讓基督教首領成為實施法國政治的工具。1309～1377年，在“教會的巴比倫之囚”時期，教宗們居住在阿維尼翁；樞機主教團中的法國主教佔多數。

神聖羅馬帝國不能走國家教會之路，因為這條路會損害帝國的普遍權利，它會讓各方諸侯付諸行動，在各自的領土上開始建立區域性教會，成為自己諸侯國的教宗。針對教宗們的俗世權力要求，以及他們越來越依賴於法蘭西的局面，德意志皇帝的宣傳幫手寫出了綱領性宣言作為迴應。但丁，作為皇帝亨利七世身邊的政治作家，在其寫於1310年左右的政論文《帝制論》中認為帝國的任務是保障世界和平，而且對他而言帝國仍舊是羅馬帝國。

世俗君主不是教會人民的，他們在人權中享有自己的權利；皇權是直接神授的，帝國的歷史比教會悠久。作為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皇帝的政治盟友，他們二位提出了一個與教廷的“帝國傳承”論相反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學說，此學說可以看作後來的主權在民思想的萌芽：公元800年羅馬帝國從希臘人傳給德國人，這並非像教宗英諾森三世在1202年的詔書中再次斷言的，是羅馬教宗的絕對權力的體現，而是發生在羅馬人民意願的基礎上。

然而但丁、馬西利烏斯和奧卡姆的威廉作為公關人員寫到紙上的東西，只是純粹的假說：中世紀後期的帝國已是強弩之末，根本無法在政治層面實現其普遍權利要求。 相反，卓有成效的當屬13世紀末和14世紀德意志神秘主義者——從埃克哈特大師經海因裡希·蘇索到約翰內斯·陶勒——對教會世俗化所給出的答案：轉向內心。

德意志的政治改革

在出版於1929年，當年擁有很多讀者的《神聖帝國》一書中，天主教德國哲學家阿洛伊斯·登普夫把出現在德意志的深化和啟用虔誠的鬥爭，解釋為法蘭西和英格蘭“政治改革”的對應物，並稱其為德國神秘主義對世界歷史產生的副作用，它把沒有神職人員參與的虔誠變成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運動。至少現在回溯起來應該說，神秘主義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鋪平了道路，而這位年輕的改革者知道該與哪些傳統建立傳承關係。

比德意志神秘主義要激進得多，並具有更多政治色彩的是各種宗教運動，它們與約翰·威克里夫和揚·胡斯的名字密不可分。威克里夫是位佈道家，牛津大學教授，他和此前圖爾的貝倫加爾一樣否認了化質論，根據該學說聖餐麵包和酒變成了基督的肉與血。他質疑羅馬教宗，像一個半世紀之後的路德一樣反對聖者崇拜、販賣贖罪券、朝聖、教會斂財、修道制度、禁止神父結婚以及所有非直接源於聖經的宗教教義和實踐。威克里夫最初在宮廷、市民階層和托缽修會都獲得了支援。

1377年羅馬教宗格里高利十一世對他進行了多次譴責，威克里夫對自己的立場進行了捍衛，但無法阻止其對手在1381年不公正地指控他煽動農民起義。1382年倫敦宗教會議將其24種論點定性為異端邪說或謬誤。威克里夫死於1384年，但在其追隨者羅拉德派，他對教會的批評繼續在英國的許多城鎮裡發揮著影響，在鄉村的某些地方其影響甚至延續到16世紀。 他的影響在歐洲大陸的一部分地區更為深遠。

當波西米亞國王瓦茨拉夫屈從於他弟弟西吉斯蒙德以及教宗的壓力，免去胡斯派佈道人和顧問們的職務時，這場運動就增添了越來越多的革命特徵。 大規模朝聖活動，尤其是前往塔博爾山，引起了類似內戰的動亂。1419年8月，國王西吉斯蒙德（瓦茨拉夫死後他也成為波西米亞王位競爭者）呼籲對胡斯派進行十字軍征討。

在揚·傑士卡率領下，農民軍讓十字軍遭到慘重失敗。1426/1427年胡斯派在多次征戰中摧毀了鄰近德意志的地盤——奧地利、巴伐利亞、弗蘭肯和西里西亞地區，還包括勞齊茨和勃蘭登堡。直到1433年胡斯派中的溫和派——聖盃派或餅酒同領派，其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俗人和神職人員共領聖餐——才成功地締結了與教會妥協的《布拉格協約》，其中包括對俗人聖盃的寬容。較為激進的塔博爾派在第二年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胡斯運動將宗教、社會和捷克民族的願望凝成一股革命力量：為信仰而抗爭的農民戰士挑戰的是教會的等級制和德意志人，後者大部分是城市中的富人和貴族地主。

胡斯戰爭讓波西米亞的羅馬教會元氣大傷。德意志人被趕回說德語的地界。農民們卻不得不接受以下現實：他們不是戰爭的贏家，贏家是他們的貴族主子，後者獲得了大部分教會和修道院的財產，並對其進行了世俗化。 倘若羅馬教宗的權力更強大些的話，那他肯定就能阻止與溫和的胡斯派妥協。

西方的教派大分裂

1378～1417年那段時間有兩位，最高潮時甚至有三位教宗聲稱自己是聖彼得的正統繼承人——在簽訂《布拉格協約》時雖然早已被克服，但教宗的宗教和世俗權力因教廷的分裂持續減弱。教會大分裂的贏家是教會中的大公會議派，這一派從根本上說是要讓教宗服從大公會議的判決；這也是康斯坦茨公會議的結果之一。

1433年底與聖盃派的和解，皇帝西吉斯蒙德是在巴塞爾公會議的幫助下才做到的。 然而從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是教宗勢力的削弱推動了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國家教會的程序。1438年法蘭西國王查理七世頒佈《布林日國事詔書》，宣稱宗教會議的權力高於羅馬教宗，限制了教宗在發生教會爭議時的仲裁權，削減給教宗的歲貢到此前的五分之一，任命神職人員要透過教士會與修士會選舉。查理之子路易十一於1472年與教宗西克斯圖斯四世簽署協定，法國國王有權任命自己信任的人擔任最重要的教會職務。如此，王權在法國教會國有化的路上又成功地邁出了意義深遠的一步。

國家高盧主義戰勝了教會的普世主義。 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國王，與法蘭西瓦盧瓦王朝不同，願意與教宗合作。英格蘭的主教們也是為世俗君主服務超過為教會首領。自從教宗們移居阿維尼翁後，他們的威信就江河日下了。用英國曆史學家喬治·麥考萊·特里維廉的話來說：在百年戰爭的前半段，教宗與民族敵人的聯絡促使英格蘭的民族感情反對羅馬教宗，以及一切與他有關的東西。接下來的大分裂和多個教會互相競爭的局面肯定不會增加人們對教廷的尊重。

同時普通訊徒的自我意識大大增強，尤其是那些城市市民階層。這兩種發展為英格蘭國家教會的模式奠定了基礎。1534年，英國國教在亨利八世治下以更為決絕的方式與羅馬教廷劃清了界限，比上個世紀法國的高盧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結語

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必然會表現在宗教信仰上，造成教派之間的爭鬥，最終使得教會統一的終結。

參考文獻

《歐洲歷史》

《聖與俗——宗教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