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陵墓被盜案，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個名叫“錢鏐”的帝王。

作為五代十國時期“吳越”這個小政權的開創者，錢鏐（

liú

）的知名度無法與同時期的大佬朱溫、李存勖相提並論；

但他的獨特性在於：在那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華夏大部分地區陷入連綿不斷的戰火、人們苦不堪言時，地處江南一隅的吳越國卻長期歌舞昇平、人們安居樂業，宛如世外桃源；蘇軾就讚道：“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錢鏐是個傳統意義中人品高尚、愛民如子的明君；相反，他在歷史上甚至留下了橫徵暴斂、窮奢極欲的惡評。歐陽修曾痛罵：“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意思是說，錢鏐瘋狂徵稅，連一隻雞、一條魚、一枚蛋、一隻雛鳥都不放過。

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呈現出反差如此巨大的兩面，其實並不奇怪。評價一位帝王，並不能只盯著“收稅”這一個點。除了收稅，他對百姓是否很殘暴？他收的稅真的只用在窮奢極欲方面？身在亂世，他是怎麼保境安民的？

我們先搞清錢鏐的創業經歷。

錢鏐生於晚唐時期，他出身貧寒，自幼就勇武彪悍，生性喜歡行俠仗義，喜歡幹快意恩仇之類的事。

他年輕時，唐朝正政權分崩離析，藩鎮擁兵自重、戰亂此起彼伏、百姓民不聊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黑暗時期；但在另一方面，所謂亂世出梟雄，這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也正是冒險家嶄露頭角、改變命運的黃金期，錢鏐的崛起，正是這個特殊年代的真實寫照。

在

唐僖宗

的乾符年間（

874至879年

），20多歲的錢鏐跟隨杭州鎮將董昌，以部校的身份從軍作戰，逐漸發揮出自己在軍事方面的特殊才能。

乾符五年

，黃巢起義爆發，董昌率領“杭州八都”鎮壓起義軍，錢鏐因英雄善戰、屢立戰功，而逐漸嶄露頭角；

沒多久，董昌從唐僖宗那裡收到討伐劉漢宏、薛朗的詔令後，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錢鏐。錢鏐漂亮地完成了使命，幫助自己的上司董昌升任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而他自己則接替了杭州刺史一職，從此具備了發展成一個獨立勢力的資本。

唐昭宗景福年間（892至893年），孫儒、楊行密兩位軍閥在淮南地區混戰，為了防止戰火波及轄區，錢鏐親自帶兵巡防。因此，即使兇悍、殘暴如孫儒，也不敢進犯吳越地區，錢鏐由此聲望日益顯赫。不久後，他取代李鋋（

chán

），被朝廷任命為鎮海軍節度使，成了正兒八經的藩鎮。

在錢鏐的蓬勃發展的同時，他的老上司——擔任威勝軍節度使的董昌卻走上了另一條路。隨著政治野心的膨脹，董昌對形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公元

895年，他在越州悍然稱帝，

並且試圖任命老部下錢鏐為兩浙都將，擔任自己羽翼。

雖然對方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但在這種嚴重的政治問題面前，錢鏐保持了他一貫的清醒頭腦。他不僅拒絕了這一任命，還立即將此事上報朝廷。

隨後，在收到唐昭宗的詔命後，錢鏐對董昌發動了進攻。公元897年，他親率將士攻進越州、生擒董昌，隨後將其獻給朝廷。因為這一戰功，他被朝廷賜予鐵券作為嘉獎。

不久後，在兩浙將士、百姓的要求下，錢鏐升任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統轄十三州、坐擁數萬雄兵。在當時，雖然他的地盤、兵員數量都不嶄露頭角，但憑藉自己出身行伍、善於領兵打仗的優勢，他屢次擊敗了試圖吞併江浙的強大軍閥楊行密，還鎮壓了部將許再思、徐綰的反叛，保證了自己一方諸侯的地位。

作為吳越地區的實際統治者，錢鏐的為政表現可以分為對外、對內兩部分。當然了，這裡的“對外”，指的是對中原朝廷、對其他藩鎮；“對內”指的是轄區內。

簡單來說，錢鏐對外採取的方針是審時度勢，不冒頭、不越線，低調行事，長袖善舞般周旋於各個勢力之間，實現吳越的利益最大化。

但在最初，他其實並沒這麼低調，甚至可以稱得上囂張。

在鞏固了自己對吳越地區的掌控後，錢鏐一度產生了衣錦還鄉、炫耀成就的暴發戶心態，他專門回到故鄉臨安大興土木，裝修極盡奢靡壯麗；每逢過年過節都專門返鄉，隨行的衛士、侍從極盡雄壯威武之能事，圍觀的人成千上萬。

幸運的是，錢鏐之父錢寬是個有大智慧的人。每當聽到兒子要回家，他便專門躲開。錢鏐感到奇怪：難道父親不喜歡我光宗耀祖？於是他刻意捨棄鞍馬、步行去找父親。

錢寬語重心長地告誡兒子：錢家歷代寒門，如今已經富貴至極；你雖號稱是十三州之主，實際上卻是三面受敵，如果一味爭利，恐怕最終會禍及家人、死無葬身之地，何來光宗耀祖之說？

一語驚醒夢中人，錢鏐哭著接受了父親的教誨，終其一生都小心翼翼地周旋於周邊各大藩鎮之間，從來不惹事；同時，他一直尊奉中原政權為正朔，無論對方是誰。

比如在唐朝末年，即使朝廷已經威嚴盡失、名存實亡，但錢鏐仍在面子上保持了對李氏皇室的尊重。而朝廷也樂得與這個偏居一隅的藩鎮搞好關係，刻意對其籠絡安撫。因此，唐昭宗在位期間，錢鏐已經位極人臣，太師、中書令、越王等眾多頭銜集於一身。

而朱溫滅唐、建立後梁後，也對錢鏐進行拉攏，封其為尚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朱友貞在位時，加封錢鏐為各道兵馬元帥。對於來自中原政權的加封，錢鏐慨然接受，並且愉快地使用後梁年號，以表示自己願意臣屬的態度。

而當李存勖滅掉後梁之後，錢鏐又識時務地對後唐俯首稱臣。李存勖也投桃報李，任命其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並封為吳越國王，賜給玉冊、金印。

史書稱，終錢鏐一生，無論是唐，還是後梁、後唐，他“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無論山長水遠，他從未中斷過對中原的貢奉，因此也得到了對方的善待。

後來的事實走向也證明，錢鏐歸順中原政權，只是面對雙方懸殊實力對比下做出的務實選擇罷了。

比如在後唐封王后不久，錢鏐就把鎮海、鎮東節度使的職位讓給了兒子錢元瓘，自己則僅保留吳越國王的頭銜。以此傳遞這樣一個訊號：自己是一國之主，藩鎮這種低一級的崗位不再適合兼任。

隨後，他對自己的組織架構進行了一番包裝：居所稱為宮殿，府衙稱為朝廷，手下的臣子都照搬中原朝廷的官銜；此外，他還自行對新羅、渤海以及東海島嶼上的民族部落進行冊封。然而，按照規矩來說，這些動作只能是中央朝廷才有權力乾的。

這時的錢鏐，除了沿用後唐年號、使用吳越國王的尊號外，其他各方面跟皇帝已經一模一樣了。

由此可見，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錢鏐像絕大多數人一樣，內心也隱藏著根深蒂固的帝王野心。

但相對於其他草莽（如董昌），錢鏐的優點在於，他識時務、知進退，有自知之明。當他明白自己的實力不僅不足以問鼎中原、甚至連偏安一隅也並非易事時，就能夠明智地保持低調，絕不當出頭鳥；但當時機成熟時（各藩鎮紛紛稱王、後唐認可自己），他便迫不及待地自我提高地位，爭取更多的政治權利。

所以，錢鏐看似低調，其實並非表面上體現出來的“純臣”；他的野心同樣不小，只不過比較謹慎、冷靜。但得益於他這種刻意而為的韜光養晦，他治理下的吳越國在混亂的五代時期保持了難得的安寧，人們安居樂業，社會穩定。並且，這種生存智慧也被後來的吳越國統治者繼承，因此蘇軾感嘆，很多吳越國老百姓一輩子都沒經歷過戰火。這在那個生靈塗炭的年代，實在是太難得了。

而在對內方面，錢鏐則體現得比較複雜、立體。

史書稱，錢鏐在杭州十四年，“窮奢極貴”，他嚴刑峻法、大興土木、搜刮民財，役使大量百姓修建海塘、興修亭臺樓榭、拓寬外城等。

但是，凡事我們不能只看表面，史書也承認，錢鏐的上述舉動其實有著濃厚的現實考慮。

比如他大興土木、興修海塘，是為了杜絕以往錢塘江潮水屢屢逼近州城、侵蝕城邑的災害，為杭州的繁榮發展消除了隱患；

他興師動眾、廣開圩田、建設杭州城，是為了促進吳越地區的開發，發展經濟、壯大自身的實力。而得益於這些舉動，當時的吳越國發展成了以富庶聞名的魚米之鄉。

另一方面，錢鏐年輕時性格剛烈、長大後跟其他絕大部分軍閥一樣起身於行伍，曾經殺害過儒生。但隨著他位居一方統治者之位時，卻能夠消磨脾性，認識到知識分子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從此善待文人、尊敬儒生。比如羅隱曾作詩諷刺錢鏐小時候騎牛放牧、操棍鬥毆的往事，他卻淡然一笑、毫不在意。

透過一件兒女情長的趣事，我們也能發現錢鏐這位武夫的柔情之處。

每年寒食節，

他的夫人

吳氏一定會返回臨安。雖然貴為一方之主，錢鏐仍對自己的結髮之妻充滿感情。有一天，他對妻子的思念日益強烈，於是提筆寫下一封書信，裡面有這麼一句：“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縱觀錢鏐的一生，無論是向中原俯首稱臣、與鄰為善，還是在轄區內發展生產、大興建設，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但在客觀上，則卻契合了那個亂世中人們的迫切需求，吳越地區的經濟、文化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成為了那個亂世中的清流。

因此，在錢鏐還活著時，吳越地區人們就主動為他修建生祠；在其晚年，由於錢鏐越來越禮賢下士、注重道德禮義，轄區內人們都對他愛戴有加。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說的也許就是錢鏐這種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