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的深處，總有些無法想象的存在，超乎你想象，帶給你震驚。比如那些古老的門閥世族，他們雖然從來沒有站在皇權的聚光燈下，但是依然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左右著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這些家族彷彿北極的冰山，給世人看到的只是小小的一角。只有在許多年後，從歷史的視角回頭看去，才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的全貌，體會到他們超然的力量。

自魏晉時代時代，開始有五姓七望的說法，指的是當時七個最大的門閥世家，這些名門望族分別在魏晉和隋唐達到了他們輝煌的頂峰。這七個望族是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其中因李氏與崔氏各有兩個郡望，所以稱之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拿崔姓世家來說，由清河、博陵二望分出了共十房崔氏支脈，光在唐代就先後出了二十九位宰相。以至於當時天下有“言貴姓者莫如崔盧李鄭王”的俗諺，崔姓被當作天下最著名的姓氏之一，公認為“天下第一高門，北方豪族之首”。

而隴西李氏到唐朝時也連續出了十七位宰相。隴西李氏恐怕最著名的一支就是李淵一族，他們滅隋而建唐，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一個強大興盛的時代。其實，往史上追溯，隴西李氏也是名人輩出，這支源自顓頊後人皋陶的氏族，在周朝出過道家鼻祖老子李耳，在秦時世代沿襲為候，到了漢代，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飛將軍李廣便是這氏族的後代。

其他幾家氏族也無一不是這樣的時代巨擘。這是經過漫長曆史積澱的龐大勢力，在滋生了他們的時代裡，他們對時局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甚至在朝代的更迭這起到決定作用。

這些從中國的奴隸社會就開始存在的古老家族，經過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封建時代經濟、政治的核心集團。任何一代統治者想要登上歷史的舞臺，須要有他們的支援，政權建立後，若想長治久安，還是離不開他們的支援。舉個例子，西漢後期著名的農民起義軍赤眉軍領袖樊崇，即使兩次帶軍佔領長安，因為不能得到當地氏族階層的支援而失敗，反觀與他出身截然不同的劉秀則在氏族集團的支援下，得到了東漢天下。

一般情況下，他們並不熱衷於攫取每個朝代最為耀眼的皇權，他們更喜歡做皇權最好的夥伴——這就像現在的發達的西方國家一樣，隱伏在當權者背後的資本才是利益最終的饕餮者。

這些門閥氏族為了把最符合他們意願的某個家族或者某個代表推上那個最高的位置，常常會在合作中形成驚人的默契，他們一般不會自己面南背北，最終的目的只是在政權的陰影下品嚐著利益的大餐。他們清醒地知道

權力是短暫的，永恆的只有利益。朝代會更迭變化，氏族卻會一直延續。

於是，在這種長期的合作中，他們形成了及其穩固的“朋友圈”，相互守望的同時又相互制約以防一家獨大，利益交錯中各自發展，至後來終於形成了盤根錯節的五家七望。

為了強化和擴大這種紐帶聯絡，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推崇世家內部小範圍的婚配。在家族中子女的婚姻問題上，他們不僅蔑視尋常諸姓，即使是皇室成員也不放在眼裡，比如當時氏族內部曾經出現了這樣的聲音：大唐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還是受到其他世家的懷疑，言其有胡化之風，不復當初之血脈的純粹，意指開創大唐的這支李氏支脈有鮮卑的血統。

唐文宗在位時，曾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竟然拒絕，而是把孫女嫁給了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也只能無語，他不無鬱悶地罵道：“民間談婚論嫁，連官職品位都比不上世家的出身了。我李家二百年天子，還不及崔、盧嗎？”文宗在位時已屬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這也恰如其分地說明了當時門閥世家對政治與世風的影響之深。

還有一個故事，在高宗朝有“朝右文宗”之美譽的宰相薛元超，在晚年曾自述平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沒能參加科舉以進士及第，二是未能娶山東五姓的女子為妻，三是未能參與編修國史。後來世人戲稱為“元超三恨”。

其實，這些世家在秦漢及魏晉時期已經達到過一個鼎盛時期。這些氏族發源極早，李氏源自於顓頊孫皋陶，崔氏歷史上源於姜姓，是炎帝的後人，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經被分封於齊地，鄭氏起源於姬姓，從這些古老的姓氏就可以知道，他們在華夏大地上已是根深蒂固，難以動搖。

在秦漢時代的政治生活裡實行的是世襲取士，即九品中正制，因為看重家世，一代又一代的人脈積累使這些氏族逐漸走進了國家政治和經濟的中心，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即使權力更迭，亦不受影響。這是他們的舞臺，雖然不是聚光燈下的主角，但有可能是那個躲在幕後更重要的導演。

而到了隋唐，儘管開始實行科舉取士，這些積累了千年的世家同樣不會在這方面敗給別人。他們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反而使他們的子弟厚積薄發，在這場角逐中保持著巨大的優勢。

在文化方面，范陽盧氏以儒學傳家，尤以盧植一脈為代表。及至唐代中期，中進士者超過百人，有八位范陽盧氏的成員官至宰相，進入政事堂議事。而太原王氏則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渙、王昌齡、王維等一批頂尖詩人，形成大唐詩歌史上一個目不暇接的詩壇盛宴。

然而，世間事無外乎盛極必衰，物極必反，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的衰亡期。這些世族不僅自己的成員佔據要職，還透過聯姻、扶持、培養等方式營建了一個極其龐大的勢力結構，這必將引起最高統治者的忌憚，自隋唐以來各朝皇帝幾乎都致力於削弱、摧毀像五姓七家這樣的門閥巨頭，以掃除他們對皇室的潛在威脅。

隋文帝時期之所以廢除了九品中正制，推行科舉制度，瓦解動搖五姓七家的根基是這一舉措的根本原因。寒門和士族是天生的對手，大量提拔出身寒門計程車人可以很好地抑制門閥的勢力擴張，但是隋朝國祚太短，這一計劃收效甚微。武則天當政時繼續大力推行科舉制，尤為重視進士科計程車人，這終於使權力的天平發生了傾斜。

唐太宗為此採取的措施是重修《士族志》，將皇族宗室定為第一等，然後將皇后外戚長孫氏家族定位第二等，之下才是各大世家，意圖削弱七宗五姓對朝廷和民間的影響。

唐高宗時代，則是透過禁止世家之間婚配的方式打壓世家大族，以法律的形式頒佈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打壓已經到了如此直接、不再顧及顏面的地步了，可見當時情況的嚴重。

安史之亂在氏族發展歷史上是一個分水嶺，又有黃巢起義對氏族政治破壞嚴重，此後五姓七望逐漸式微，雖然在晚唐時有過短暫的復興，但終究無法抵禦歷史車輪的前進而逐漸淡出了歷史的舞臺。

讀了這篇文章的朋友，不妨也去探尋一下家族的歷史吧，沒準會是哪支大族的後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