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歷史小趙

引言

翻譯官是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重要的“通意物件”，在中國古代，隨著蕃漢文化的交流，翻譯這一職業逐漸興起，唐代以來，國內外文化融合開始蓬勃發展。到了宋代，統治者的“重商”政策徹底推動了古代史上的“大開放”時代，在宋朝，過去的幾百年裡，中原王朝與絲綢之路的埠國、遊牧民族以及“佛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在這個聯絡密切的時代，“翻譯”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職業，甚至到了宋代，朝廷還成立了“外語學校”來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也鼓勵民間獨立開設“外語”的學習。各種進步和傾向都可以解釋宋代政府對外交往中的“翻譯”需求，這一要求背後的本質，是宋代繁榮的“開放融合”文化。

一、宋代的“外文翻譯”之路

宋朝是一個政權並舉的時代，從鄰近來看，北宋前後周邊的主要語言有契丹語、党項語、藏語等，在遼闊的疆土上產生的各種交流，這也使各國人民都有一定程度的“語言共通”。從這些邊民或民間的“和市”、“私市”中，有一些人對“外語”非常精通，雖然數量不多，但他們外來語言的擅長可以使他們幾乎全面的掌握外語。

由於宋朝政府在貿易上的開放性，在宋遼邊界上出現了允許人們相互交流的文化包容態度，邊境地區有不少“民間”的翻譯家，除了這種透過必要的生產和交流進行“非系統化”學習的方式外，實際上也有一些會“外語”的宋人開設專門系統的訓練班。

因此，到了宋代這個對外貿易開放的時期，民間就開始崇尚經商，於是對一些善於說遠方話的人開始嚮往，因為可以歷經很多地方進行經商。如果他們能夠自學，他們就會自己想辦法學習，如果他們不能學習，他們會花錢讓孩子趁小去“外語培訓班”接受外語教育，因為“翻譯”是宋代邊境生活中，是一個非常需要的職業。

唐宋時期，外交繁榮，為了表現一個大國的氣度和禮節，專門設有一個“禮賓院”，由於宋代重文輕武的風氣，禮賓院雖然沒有很高的官職，但他的專業特點決定了他在宋代的重要性。

宋代禮賓是外交輸出的重要設計部門，在與遼金夏等國的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禮賓院也有專門的“翻譯”官員，他們大多是從“學士”等職位轉來的。

到了宋代，如果你在太學或國子監上學，就有機會進入禮賓院學習，成為一名翻譯官，例如在南宋，由於對外政策的不斷開放，就連宋高宗也注重對翻譯官的培養，並讓一些派往西夏、金國的翻譯人員回來擔任禮賓部的“外語教師”。

這是宋朝官員職業多元化的表現，與外交的變化密切相關，培訓力度加大的原因，也反映了南宋外交政策推廣的一些萌芽，而且，隨著海上絲綢之路交流頻率的提高，需要處理外交問題的“官員”不在少數。

二、宋代“外文翻譯”的主要專業方向

在一個政權並立，國家勢均力敵的時代，各國在外交上都是非常謹慎的，兩宋時期，從北宋到南宋，外交官培養方針的加重，反映了宋朝外交由強到弱的變化。因此，最好的“外語翻譯”往往最重要的職業方向，就是為“國家”服務，成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

宋代禮賓院相當於外交部的一部分職能，因此禮賓部外交官是宋代外交官所能達到的最高標準。因為宋朝還處於封建時代，遼、西夏、金等國的每一個國王的生日或節日往往需要派使節來慶祝，但相比之下，也需要“外交官”來接待外國使節。

然而到了金國，女真人對外語人才更為尊重和嚮往，完顏家族非常喜歡任命一些“外語”人才為士大夫，這與宋代“翻譯官”的職位較低有很大不同，但也是由於金國文化背景的薄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外語是“漢語”，而漢文化是漢語的重要載體，這個國家非常重視翻譯行業。

外交官是專業的、高階的，但畢竟是少數，在兩宋時期，最常見的是“外語牙人”，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商務外語”，作為宋代的“中介”，牙人面對蕃漢商人之間的交易，為了保證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外語牙人是非常重要的。

這種“翻譯”職業在宋代邊貿市場、城市和商貿港口最為普遍。由於他們精通雙語或多種語言，在商業貿易發達的宋代非常流行。它的專業特點，實際上是宋政府對“基層外交”的一種補充，畢竟，在外商面前，宋朝是不甘心丟了禮節的，所以宋貿牙人起到了巨大的輔助作用。除了人性化，商貿牙人還有一個嚴肅的方面，他將規定雙方簽訂“合同”並作為擔保人。

這個行業可以說是整個中國古代“翻譯”行業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這與佛教的傳播密切相關。隨著數百年的發展，統治者對《佛經》的翻譯要求越來越高。因此，在宋代，有一個特殊的“譯經院的設立。

三、宋代翻譯之風流行的時代根源

事實上，“翻譯”的潮流在唐代已經盛行，但在唐代，“蕃漢”高度融合，大多數翻譯實際上是“蕃習漢”，而不是“漢習蕃”，就像唐太宗時期一樣，大多數遊牧將領需要學習漢語，而不是讓朝廷學習蕃語。在這樣的背景下，唐代的繁榮使得“漢人學外語”沒有取得較大的發展成就。

在宋代，商業物件繼續沿襲唐代的水平，除實物銷售商品外，宋代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服務業”。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作為“外國人來消費”的主要場所，大量的“商人”和“牙人”學習外語成為一種“競爭手段”。

政治權力與外交謹慎

宋代外交不強。即使面對所謂的“附屬國”西夏，宋仁宗和李元浩也曾達成協議，不進入興慶政府。西夏是當時遊牧封建國家中最弱的一個，這就決定了宋代在外交上的謹慎和軟弱。南宋時期，金朝的不平等條約使宋朝處於“臣服”的地位，所以“外交家”的職業有著非常重要的協調作用，所以朝廷帶來的“外語”風尚也影響了社會的交往。

文化融合的結果

文化是共同語言現象的根本動力。從諸多因素來看，事實上，宋代的“開放態度”開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使中原與歐亞文化形成了以“宋”為中心的融合漩渦。

經過人際溝通、商務溝通和政治溝通的多種途徑，伴隨著多年的文化加工和相互“熟悉”，這種“翻譯”已成為一種自然的學習態度。透過文化解密的結合，藏漢雙方的語言和文化沒有衝突。這種高度的容忍是所有這些現象的本質。

結論

宋代“翻譯官”的型別和數量，標誌著宋代從經濟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的融合、國家對“外語”態度的轉變、全民對外語的關注等多方面因素的發展和流動。這些先進性是一個國家開放包容的最好體現。在古代，翻譯文化是學習翻譯的最佳途徑，它反映了宋代整體思想的進步。這在古代封建社會是很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