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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這兩個職稱進行深度解析。

發丘中郎將 ：發丘，指挖墳掘墓；中郎將，是武將官名，秦朝時所設，至西漢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將以統領皇帝的侍衛親軍，即後來所稱的“御林軍”。

摸金校尉：摸金，指在陵墓中盜取金銀珠寶等財富；

校尉，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

武官

官職，

戰國

末期已有此職，

秦朝時設

為中級軍官，

漢朝

時達到

鼎盛

，地位僅次於將軍。

現今全世界絕大多數軍隊通用的

將

（大將、上將、中將、少將、准將）、

校

（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以及

元帥、尉官、士、兵

等各級軍職名稱，

皆來源於中國古代軍職。

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這兩個官職，由於《鬼吹燈》和《盜墓筆記》等小說的暢銷現在已是家喻戶曉了。

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這兩個軍職其實並不是出自正史記載，而是官渡大戰之前，袁紹帳下名臣、“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所作討曹操檄文《為袁紹檄豫州》中所書：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也就是說，這兩個軍職的發明權是曹操，這是不是事實呢？

檄文指出，曹操曾親自組織和指揮盜發梁孝王陵墓：“

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

這個說法後來被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所採納，因此廣為人知。

不過，關於這兩個專司盜墓軍職的來歷，學界的認知並不一致。

魯迅先生曾經說，“曹操設了‘摸金校尉’之類的職員專門盜墓”。而清代歷史學家毛宗崗評價《三國演義》這一說法是

“文人曲筆也”

。

曲筆，是一種寫作技巧，又叫“繞筆”，是由於某種特殊原因作者不便直接道出本意，而是用委婉的語言，使讀者透過思考來了解作者本來要表達的真意。

文人曲筆，在這裡指毛宗崗認為這是《三國演義》作者沒有根據正史記載而根據野史下的結論，目前有一部分人是持這種觀點的。

他們認為，曹操是一個非常睿智的人，不可能設定這麼一個違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官職。如果說三國期間誰盜墓最厲害，那只有董卓，他把洛陽地區的帝王陵墓挖了一遍。

曹操之所以會得此惡名，是因為其父曹嵩在途經徐州時為陶謙部將所殺，因此大舉興師問罪。曹操部隊在進軍路上大肆殺戮、發人丘墓，曹操也予默許，即

“你殺我父親，我毀你先人墳墓”

。當時的好事者予以諷喻，曹操就此被人貼上了標籤兒。

而於正史中記載盜墓軍職的，是在南北朝時期。南朝宋廢帝劉子業在位時設立過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二職、分別由建安人王休仁和山陽人王休祐擔任。

《南史卷二·宋本紀中第二》明確記載：

“

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蹟，分見諸列傳。”

以上記載證實，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兩官職是曹操最先設定當無疑議，至於劉子業在位時兩位姓王的仁兄是否真的盜過墓就不得而知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毛宗崗的認知太過迂腐。正史不記載的就不可信嗎？陳琳作的討曹檄文《為袁紹檄豫州》全文可是基本傳下來了，難道不是事實嗎？曹操可沒有對檄文中列舉的各項事例提出異議。

陳琳後來歸附了曹操，曹操也只是責怪陳琳罵他也就罷了、不該連他祖宗都罵了，根本沒辯解包括挖墳掘墓在內的其他事例，陳琳也沒有因此向曹操悔過。

這說明什麼？說明陳琳在檄文中列舉的都是事實，沒有胡編亂造，否則怎會取信天下人？

毛宗崗雖然是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但他同樣有眼界的侷限性和歷史知識的不足性。

要知道三國是一個什麼時期？是一個大動亂時期。

公元156年東漢末時，全國人口5007萬，經過黃巾大起義和諸侯混戰，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戰後，全國人口銳減到140萬，221年時只剩下90萬。

也就是說，65年間全國人口損失了近99%、僅存1%，直到公元265年，魏蜀吳三國總人口才回升至767萬，離5007萬差距甚遠。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

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在這種慘狀無比的情況下，還用和平時期的觀念來評論不是太迂腐是什麼？

盡一切可能活下去，是當時所有人唯一的選擇。怎麼活？那就各有其道了——

曹操的生存之道，就如他的渾號“奸雄”一般，既雄才大略又奸詐狡黠；既尊聖王之道、又不拘泥禮法，如此才能在諸侯爭霸中脫穎而出佔據北方稱王。至於挖墳掘墓補充軍需，在古時大混亂時代實在司空見慣、不值一提。

且不說當時的人間魔王董卓將東漢帝陵幾乎盜了個遍，早在數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相互征伐時，挖墳掘墓也不鮮見，最著名的就是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屍了。

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以報父兄被殺之仇

我們知道，儒家學說作為中國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和道德規範是在西漢武帝時期開始逐步形成。之前的項羽軍隊盜焚秦始皇陵和伍子胥掘墓鞭屍等主要是為了洩憤（當然，值錢的東西也都捲走了），在當時是不太受道德譴責的，所以歷史記載中都沒有對他們的掘墓行為特別關注（無特別譴責之意）。

至於後世歷代軍隊的官盜性質行為，基本都發生在朝代更迭的大混亂時期，如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

隋以後的大一統王朝陵墓：唐陵、宋陵、明陵、淸陵等都遭受過程度不同的盜毀。但“成者王侯敗者寇”，後繼朝代都會在史冊中弱化、甚至刪除這種為儒家思想所不容的行為，以示自己是代天伐無道、不得已而為之。

民國孫殿英盜掘東陵清朝陵寢

曹操當時在北方與群雄逐鹿中原時，勢力也是經過了一個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曹操經常為軍需糧草的短缺而發愁。

如何生存下去？如何戰勝強敵？是當時曹操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挖墳掘墓取寶貨補充軍需是不得已的選擇。

但無論如何，盜墳掘墓並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尤其東漢末時，儒家的正統行為理念和道德規範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共識。因此曹操在軍中只能暗設“盜墓辦公室”，建立了一支善於“挖墳掘墓的土工作業隊伍”。

這支隊伍的領導級別相當高，由他的侍衛親軍首領擔任，職稱為“發丘中郎將”；另一個階位低一級的官職稱為“摸金校尉”，這兩個職位和所屬部隊對外是保密的（其實很難保密）。

另外，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除了有自己正常的軍職官憑外，還各有一個代表自己身份特徵的信物：

發丘中郎將的信物是一枚發丘天官印，印上刻有“天官賜福，百無禁忌”八個大字，據說此印與其他印信不同，是件不可替代的神物，號稱一印在手，鬼神皆避。

發丘天官印

摸金校尉的信物是一枚摸金符，亦是具有趨吉避凶功效的非凡之物。

這兩位軍職盜墓領導的職業工具和理論指導思想也有所不同：

摸金校尉是以“尋龍訣”十六字天卦為理論基礎，行動依靠的是金剛傘、飛虎爪等外在工具；

發丘中郎將是以“尋龍訣”六十四天卦為理論基礎，依靠的是發丘指、縮骨功這些自身練就的功夫。

綜上所述，曹操透過包括挖墳掘墓在內的各種手段解決軍需糧餉後，經過數年兼併戰爭，終於統一了北方。

曹操在戰爭中每攻取一地後，立即採取強有力措施恢復生產和生活秩序，使北方大部分地區很快安定下來，財富和人口也較快地增長了起來。

曹操以挖墳掘墓補充軍需雖屬無奈之舉，但卻是極損陰德的行為，尤其討伐徐州陶謙時沿路掘人丘墓，致使其先人屍骨散於道路，招致了天怒人怨。因此曹操在死前為了避免自己的墓也被人盜掘，生前做了縝密安排，這就是著名的“

曹操七十二疑冢

”。

曹操疑冢

行文最後，我們可以確認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這兩個專司盜墓的軍職確是曹操首創並設立。但是軍隊盜墓的歷史卻遠在春秋時期就存在了，後來一直延續到民國軍閥孫殿英盜挖清東陵。

由此可見，這些大規模官盜性質的軍盜行為基本都發生在國家四分五裂和朝代更迭時期。

之所以會這樣，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漢族傳統文化的事死如事生理念，講究厚葬習俗，上至王侯將相陵寢、下至平民百姓墳墓，裡面埋藏著大量金銀財寶和貴重物品；

另一方面是每當社會大動盪時期，為了生存，官方乃至民間、尤其是軍隊便自然而然地會想到地下埋藏的寶物，從而不得不採用這種遭人唾罵的方式獲取資財。這時，道德倫理也好、陰司報應也罷，統統都顧不得了。

而對於這些真實事件的記載，當事（政）者往往會將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予以完全掩蓋刪除，如此正史也就毫無蹤跡可尋了。

不過這畢竟是發生過的事實，正史不記載，野史和傳說就應運而生了。因此探尋史實真相，必須結合正史、野史、傳說和私人筆記綜合考量，才能靠近真相、揭示真相。

所以毛宗崗評論《三國演義》的作者，將未載入正史的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這兩個軍職的發明權記在曹操身上、認為是“文人曲筆”的評論實在太過迂腐，這也是傳統型文人的一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