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6年，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長達14年之久，官居正處，享受著相當今天11萬多元人民幣的年薪待遇。這段歷史，成了論敵陳西瀅等人攻擊他的一個“汙點”，也為後來研究者們所避諱。

辛亥革命成功，作為青年才俊的魯迅熱血沸騰，對新生民國政權寄託了無限希望。所以，當朋友許壽棠向教育總長蔡元培力薦他時，便欣然受命，到教育部做了一名僉事，日後南北議和，又隨中央政府遷至北京，一干就是14年。

上任後，魯迅熱情澎湃，卓有成效完成了很多重大任務，充分顯示了他的才華和能力。他曾經受命設計過國徽，領導和參與過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歷史博物館的建設，親自參與了漢字注音字母的確定、透過工作，還負責起草大量公文、檔案，幾乎天天做“做官課程表”。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考核他，應該是個稱職合格的公務員。

魯迅雖然乾得很出色，但是他的仕途卻不暢達。1915年，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湯化龍，出面改組了“民間社團通俗教育研究會”，指定魯迅擔任小說股主任，明確指示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為袁世凱復闢帝制搖旗吶喊。而魯迅卻不予合作，甚至強硬抗阻，成了領導眼裡的“刺頭分子”，很快就被免去了小說股主任之職；1916年，他又與一些同事好友聯名上書，公然反對“祭孔讀經”，從而變成了領導心中的“另類分子”。

在長達14年的官場生涯中，眼看好多下屬和同事都紛紛升官了，而他卻一直待在僉事位置上原地踏步。再後來，為了發洩對北洋政府對外賣國求榮，對內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痛恨，開始大量寫作抨擊專制統治和黑暗政治的雜文。

1925年，因為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等著名篇章，魯迅成了“反動分子”，被打入當局的“黑名單”，不得不四處避難，仕途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幸遇好友林語堂誠邀他去廈門大學任教，開始了他的自由鬥士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