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生產隊裡的社員們下地幹活前一定要由隊長挨個衚衕吹哨子。隊長跟社員約定一下上午幾點集合、下午幾點集合不就行了？但上世紀，在生產隊存在的二十多年裡，不論換了誰當隊長，隊裡都是這麼集合出工的。也許，那時，有鐘錶的人家太少吧。大家的時間概念只能精確到半晌而不是幾點幾刻。村裡人習慣說頭晌幹什麼、下晌幹什麼或晌午頭兒幹什麼，卻不說幾點幾點幹什麼。

但哨子並不是嚴格的集合令。隊長吹了哨子，社員們也不是馬上到達派工地點。上午哨子響時，也許誰他爺還有半個窩頭沒吃下，或到井上挑水去了沒回來；誰他娘還沒把豬食拌好，或還沒有把雞窩開啟。下晌哨子響時，沒準兒誰他爺睡著午覺沒聽見，或剛把糧食倒在天井裡的席子上還沒攤開曬呢；誰他娘正在給上學的孩子打補丁縫褂子，或還有幾十針鞋底沒納完呢。總之，沒有把家裡的事情幹利索前，誰也不會準時出門兒。那先到的男人們，有旱菸的，就湊在一起抽著旱菸；沒帶煙的，或許口袋裡正裝著由孩子廢棄的作業本撕成的紙條兒，就順帶跟別人要點菸葉，捲起來，用指甲刮點牙垢粘合，對個火兒，靠在土牆上靜靜地吸起來；先到的女人們則東家長西家短地說著閒話。二球八蛋的男人在路過女人堆時，或許會對哪個潑辣的女人開句葷玩笑，然後招來全群女人半惱半樂的笑罵，被罵者高高興興，罵人者開開心心。總之，對於生產隊的活兒，社員們是沒有壓力的。反正，一切都聽隊長的安排就行。

人差不多齊了後，隊長會派工，誰誰誰去刨地瓜，誰誰誰去掰棒子，誰誰誰去拾棉花，誰誰誰去運土雜肥，誰牽上黑犍子牛耕地，誰牽上獨眼子牛去耙地，誰去拉耬，誰去扶耬，誰去拌麥種，誰去清理場院，誰去鍘草……社員們各領其職，三五成群懶洋洋地走出村子，慢慢分散到了各塊地裡。

在生產隊裡幹活，其實並不算太累，就是偶爾累些，社員們也沒有抱怨的。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念：莊稼人的力氣不值錢，用完了還會長出來的。在生產隊裡幹活的最大好處是沒有什麼壓力，年年都是那些活兒，大家都幹熟絡了，也幹皮了，所以，所有農活幹起來都是慢騰騰的。那時，收季麥子至少得用半個月時間；收場秋，沒有一個月是完不了的。有句諺語道：“三麥不如一秋長，三秋不如一麥忙。”中小學校放麥假一般是半個月，放秋假一般是一個月或一個半月。那時，感覺一季麥子用半個月收完就夠忙的了，但是，前幾天，孩子的二姨過來，說：“現在麥收、秋收都兩三天收完。麥子、棒子都不用你自己下地收，到時自然有收割機開到地頭，雙方談好價錢：收一畝麥子多少錢，收一畝棒子多少錢，給你運到家一車多少錢，說好了，你光在家等著收糧食就行了。糧食給你拉到家裡，地頭上又來了耕地的拖拉機。耕地的一走，耙地、起脊子的拖拉機開過來了。起完脊子，播種機過來了；你要是自己不想買麥種或棒子種，人家都帶有現成的；現在的種子都是每年一換，你也不用擔心種子不好。你要做的，就是口袋裡裝上錢，在地頭上等著就行了。有生產隊那陣子，一畝地能打上二三百斤麥子或棒子就不錯了，現在一畝地能產一千多斤，每年打的糧食都吃不完。現在農村裡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每人每月發一百二十塊錢的生活費，夠零花的了。那些孤寡老人，都住到了鎮上的養老院裡，管吃管住還給零錢花。老百姓都覺得現在社會真好，國家比親兒子還好呢——親兒子也不會按月給你一百二十塊錢啊。一個八十五歲的大娘說，現在社會這麼好，可別早死了啊！”

但有生產隊那會兒，村裡人可沒想到能有這麼多糧食吃、有這麼多零錢花。那時，生產隊裡的花銷或是來自一個桃園子，或是一片瓜地或菜地。這些東西賣了錢，或交完公糧領到結算款，到年底時隊裡若還剩下點錢，一家分個三十二十的就不錯了。那些勞力少、孩子小、掙工分少的人家，還要給隊裡倒貼。

那時，一個工分也就幾分錢吧。十分工是滿工，但一般只有壯勞力能掙到十分。普通社員能掙個七八分也就不錯了。假期裡的學生，常常只能掙到四五分，能掙到六分就會很高興。因為，學生一般幹不了什麼像樣的活兒。記得我第一次和村裡的同學去插地瓜秧，很多秧子都插倒了。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地瓜秧子還有正、倒之分，因為插秧前也沒人告訴我。還有一年，我和一個小兄弟跟著大人去點棒子，到晌午天時，大人們都點完了，只有我倆還剩了半布袋。眼看不能按時回家了，我倆一商量，乾脆把剩下的棒子種兒刨個坑埋了吧。見大人們都走了，我倆刨了個差不多一尺深的土坑把種子全埋了進去，填上土後又在上面跳了半天踩結實，以為這樣埋種子總不會冒芽了吧？可沒想到，幾天過去，坑裡的棒子苗全鑽了出來。隊長髮現後，把我倆熊了一頓不說，還把我們的那天的工分全扣了。

我們的村子與莊稼地隔了一條淄河。我小時候，村裡有條船，可以來回渡下地的人。後來，船壞了，村裡沒錢修，每到秋冬季節，河水小了，就在河上搭個木橋，橋面上橫鋪一層棒子秸，棒子秸上墊層土，壓結實，既能走行人，也能過小推車。但到了夏天，河水一大，橋就沖壞了。男人們下地時，只能脫光衣服游過去。水性好的，一手舉著衣服一手划水；水性差的，找根柳樹條子，把樹皮剝下來做成繩子，將衣服捆在頭頂游過去。女人，只能往下游走好幾裡地，從賈劉橋過去。那橋是水泥的，水大時也衝不壞。

那時，下地過河挺費時間，隊裡偶爾會在中午管頓飯。場院裡有口大鍋，蒸上幾鍋窩頭，燒上兩擔綠豆湯，再去隊裡的瓜田裡摘幾個燒瓜，撒上鹽一拌，清清爽爽的，幾十口子人湊在一起，吃起來也熱鬧。

冬天農閒時，生產隊裡會組織打機井。那時，隊裡的牲畜不多了，都得人工推鑽。推鑽時晝夜都不能停，一停，鑽頭就卡住了。因此，晚上也得去。晚上去推，除了正常掙工分外，還有一樣額外的好處：可以隨便喝鹹黏煮——那時，生產隊裡管不起乾糧了，就這麼煮點粥吸引大家。鹹黏煮裡有粉條豆腐和少許的肉片，更重要的是在熬粥前用棉籽油熗過鍋，這樣做出來的粥比自己家裡的棒子麵粥好喝很多。所以，晚上推鑽時，男人女人、大姑娘小媳婦的，都會放開肚子喝。記得有一次，村裡的一個光棍漢子一口氣喝了十碗（那時的碗可是粗瓷大碗），直喝到稍一低頭，鹹黏煮就從嘴裡流出來。想來，一個在家沒吃沒喝沒人管的光棍漢，逮著這樣一頓免費的粥狂喝一肚子，也是很上犒勞的。

當年，生產隊裡的口糧、食用油是按工分多少分到各家的。但是，一些不大值錢的東西，如生產隊裡自產的果蔬等等，一般都是按人口扒成堆兒分。八口人的多大的堆兒，六口人的多大的堆兒，五口人的多大的堆兒，一看就知道，每堆兒上都壓了個小紙條兒。各堆兒都搭配了大的與小的、質好的與質次的，分起來比較公平。按這種分配方式分的東西有地瓜等主食，也有茄子、辣椒、西紅柿、蔥、蒜及拔園後摘的燒瓜之類，還有地瓜蔓子、蘿蔔纓子等豬飼料。果園裡招了蟲眼兒的桃子，推到集市上賣不掉的蘋果等水果，也用這種辦法來分。這種分配方式，很有點兒準共產主義的性質。分東西的時候，各家的大人小孩兒提著筐子、挎著籃子等候在旁邊，偶爾也參政議政一下：哪堆兒大了，哪堆兒小了，哪堆東西好的多了，哪堆東西劣的多了，一一指出。這時，主管分配的隊長、會計一般也會採納大家的意見，重新做出調整。東西不一定多，也不一定值錢，但分東西時，各家老小齊聚在生產隊的場院裡，也是一件高興的事兒。

後來，生產隊解散，土地分到各家各戶，實行聯產承包，各家單幹起來，很少見到村裡一大堆人湊在一起這種景觀了。農活兒，不再是慢慢悠悠的了。各家有各家的活兒，各家有各家的事兒，各家的事兒都得各家自己管，人們都起早貪黑忙了起來。剛開始承包那幾年，機械化耕作還沒規模化，地裡的農活都得靠人力幹，大事小事都得自家操心，人，就沒了閒的時候。用我二哥的話說：“忙得連點死的空兒都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