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江蘇宜興的一個名門望族蔣家舉行了一場無奈的葬禮。宣稱蔣家小姐蔣棠珍因病身故，而棺材裡裝的不是人的屍體，卻是一堆石頭。

而蔣棠珍此時已和自己的心上人，曾經名震畫壇的一代大師徐悲鴻，踏上了私奔的道路，從此蔣棠珍的名字與石頭被一起埋葬，也開啟了她人生路上的新篇章。

彼時，徐悲鴻還不過是一名普通教員，與蔣棠珍的伯父和姐夫同在一所學校教書，徐悲鴻也經常到蔣家做客，也是在那時，年輕的徐悲鴻對蔣家小姐蔣棠珍一見鍾情，那一年，他二十二歲，她也才十八歲。

一天，徐悲鴻找朋友傳話，問她是否願意一起出國，蔣棠珍毫不猶豫，欣然答應了。這個果敢的女孩也早已把十三歲定好的婚約拋在腦後，決然地和一個幾乎還是陌生男人遠走異國他鄉。

1，曾經歲月靜好

在多年後的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

“這以後徐先生便私下為我取了一個名字：碧薇，還刻了一堆水晶戒指，一直上刻”悲鴻”，一直鐫“碧薇”，他把碧薇的截止整天戴在手上，有人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便得意地答道：“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人家追問他未來的太太是誰，他只神秘地笑笑。

是啊，一個是年少飄逸的俊才，一個是青春懵懂的少女，從東京到巴黎，彼此溫暖，彼此依戀。正如沈從文的那句“在最好的年華遇見最好的你” 人生若只如初見，如若沒有後來不堪的糾葛和一地雞毛的現實。或許，他們的生活真如他的畫那樣溫軟。

在他畫給她的一幅畫《琴課》裡，她身穿旗袍，卓約多姿，盡顯高貴典雅，撫彈琴絃的纖纖細指和彷彿能從畫中流淌出的美妙樂曲，一切都如此優雅，靜美。

只可惜，美好的時光終究只是轉瞬即逝。

2，清寒抵不過繁華的現實‍

當歲月靜好化作繁華的現實，兩人的感情卻出現了第一道裂痕。

1927年回國後，他們搬進了南京華美的傅厚崗公館，生活優越，蔣碧薇喜好社交，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她怡然自得地穿梭在各種交際場所，而醉心繪畫創作的徐悲鴻對此毫無興趣。生活習慣和性格的差異，讓蔣碧薇覺得丈夫太冷漠，對自己毫不關心，而他反感她挑剔的虛榮和咄咄逼人的強勢。

3，情感的裂痕‍

都說女人的出軌取決於她的男人，而男人的出軌取決於他有沒有機會。

1930年，機會來了。

徐悲鴻愛上了自己的學生孫多慈，這一次，她送他一顆紅豆，他有鑲嵌在金子上，做成戒指，而這一次，上面鐫刻上了“慈悲”二字。

生活如此諷刺，僅僅十年，他受傷的截止就從“碧薇”換成了“慈悲”，蔣碧薇得知後，怒從心生，她怎能坐以待斃，她要橫刀立馬捍衛自己的婚姻。

她以絕對強勢的姿態斬斷了這場師生戀。她拔掉了孫多慈送給他們的楓樹苗，還寫信給負責人，讓孫多慈出國留學的機會泡湯。

徐悲鴻憤然了，1938年，他在貴陽《中央日報》上刊登啟示，宣稱與蔣碧薇是同居關係，且破鏡難重圓，從此與她毫不相干。

十多年的風雨相伴，從十八歲就和他漂泊異鄉，生兒育女的甘苦就這樣被一筆勾銷，曾經的溫軟的相知相伴變成“同居”，她勃然變色，從此與他恩斷義絕，不共戴天。

她對想重歸修好的徐悲鴻說：

“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為割捨不下對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來，那還可以考慮，如果是因為孫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來，那是絕無可能。”

面對這樣的決絕，複合已是全然無望。水光瀲灩晴方好的靜美時光終究抵不過現實的瑣碎。

4，一切終成往事

當一切再也回不去的時候，她選擇堅硬到底。向他索要現金一百萬元，四十幅古畫，徐悲鴻本人的作品一百幅，額外，每月收入的一半還要給她，作為孩子的撫養費。

他答應了，也許是念著對過往美好的懷念和對她的愧疚，他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滿足她的無理要求。然而，此時的蔣碧薇像極了《漁夫和金魚》裡那個貪婪無厭的老太太，她說先前的二十萬已經花掉，不算，還要再給她一百萬和一百幅畫，孩子的撫養費也漲到每一個月兩萬。

念及舊情，他再一次答應了，到底他是個厚道的男人，即便被逼得走投無路，也不反手相擊。

而離婚當天，她打了一晚上的麻將，到底是慶祝還是解脫？

從此，二十八年在一起的生活，終究還是變成了前塵舊事。

5，人情練達的張道藩

婚姻裡的蔣碧薇強勢，任性，計較，虛榮；婚姻外的她，卻留給一個男人一切的美好：溫柔，優雅，聰明。這個走進她生命裡的男人叫張道藩。

和徐悲鴻的耿直相比，張道藩既有文人的多情浪漫，也有政客的老練圓滑。

在巴黎期間，幾個好友成立了“天狗會”，彼此稱兄道弟，徐悲鴻是二哥，張道藩是三弟。

他被她修長的身材，白嫩如霜的面板和那長可及地的秀髮深深吸引。

於是，三弟給二嫂寫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問她是誰，也無須想她是誰，如果你對我的問題覺得有興趣，請你加以思考，並且請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裡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氣概，去向她說：我愛你。她會怎麼樣？假如我直接去問她：我愛你，你愛我不愛？她又會如何回答我？”

這封熱烈且意圖明顯地求愛信，似乎沒有得到二嫂同樣強烈的響應。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本軍轟炸，國破家難才成全了他們的愛情。

當時還是作為徐悲鴻妻子的蔣碧薇，和張道藩私下鴻雁傳書，直到1942年，徐悲鴻從新加坡回到國內，已是張道藩情婦的蔣碧薇尷尬至極，寫信給張道藩，訴說自己內心的矛盾。

在感情和“錢途”之間，這位政客的本性表露無遺，他雖然糾結，但很清醒，相比感情大於天的徐悲鴻，張道藩選擇了後者。

蔣碧薇的失望可想而知，而此時的她已經美人遲暮，從多汁的蜜桃變成了乾癟的桃核。

與他分手後，她寫了《我與悲鴻》和《我與道藩》，1966年在臺灣出版，至今聲名遠揚。

然而，餘生，她和子女兩岸隔絕，獨居近二十年，悄然離世。

不得不感嘆，婚姻化腐朽為神奇的作用如此強大。她有著人性毫無顧忌的一面，也有著一個女人力所能及的美好。她對徐悲鴻懷有一生一世的怒怨，卻面對張道藩分手時的態度，全然沒有了當時的果斷和剽悍，有的盡是作為一個悲情女子的柔弱。而相同的是，她在這兩段感情裡，都沒有得到名分。

當時，傲骨嶙嶙的她如果面對徐悲鴻誠懇地回頭，選擇釋然和接納，如果在面對張道藩的分手時，她堅決要求他和妻子離婚和自己重新開始的話，也不至於丟了名分，斷送了感情。

蔣碧薇是聰明的，但她未必是智慧的。沒有拿捏好生活的力道，該退讓時，她選擇分毫不讓，非要兩敗俱傷；該堅持時，她又軟弱無力。不得不說，人生的迥異，也許就在進退之間。

生活中聰明的女人很多，但她們未必智慧。就好像有些人理解“新女性”，獨立就該是絕對地和男人對立，個性就該是到處和男人死磕，處處要和男人齊頭並進。這樣的人生看似精彩熱烈，但她們卻不懂適度進退，沒有清醒的理性。

與其做一個精明的女人，不如做一個聰明的笨女人，沒有一時的頭腦發熱，也不會冷若冰霜，她們理性又溫和，含蓄又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