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流行天王Michael Jackson去世時，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

這不單單是因為他年僅50歲，事業發展正盛，更因為人們不願相信一個傳奇的倒下。

Michael的離去驚動世界，當他去世的訊息剛剛傳開時，網友的訪問劇增導致數家網站的伺服器癱瘓，被稱作是“網際網路歷史上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時刻”；他的追思會同樣成為網路流媒體歷史上觀看人數最多的事件之一，3110萬美國人的觀看量直逼前總統里根和戴安娜王妃的葬禮……

“世界從此再無偶像。”很多歌迷如此絕望地認為。

類似的觀點高曉松也曾在他的《曉說》節目裡說過，關於上世紀80年代，他的原話是：

“你再也不會恢復到那個時候，這麼多大師一起的時候，今天最多我猜也只能叫大明星……和那個時候對整個人民、對社會、對時代、對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的那一大批藝術家相比是不能企及的。”

搖滾樂蒸蒸日上的年代

沒人會否認那是個偉大的年代，就像在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裡，當皇后樂隊主唱Freddie Mercury在Live Aid演唱會上唱起那句“Mama，just killed a man”時，沒人不會起雞皮疙瘩一樣。

這場演唱會日後無數次被評為歷史上最傑出的現場演出之一。

1984年秋天，愛爾蘭人Bob Geldof（也就是電影裡Live Aid演唱會開始前坐在電視臺攝像機前呼籲觀眾捐款的那個藍衣長髮男子）看到了一則BBC關於非洲衣索比亞饑荒的電視新聞，那裡因為連續三年滴雨未下，已經有700萬人受到飢餓的威脅，有數以千計的人死去。這名曾經在1982年出演過音樂電影《迷牆（The Wall）》的朋克樂隊主唱深受震撼，他迫切地意識到要做點大事。

上世紀80年代，正是搖滾樂蒸蒸日上的時候。物質的滿足會激發人對精神價值的追求，那批在二戰後成長起來的、沒有經歷過父輩刻骨銘心戰爭體驗的歐美青年人，儘管生存環境優越、生活狀態平足，卻對生活感到疲憊。

在美國，這群青年經歷過60年代的越戰、民權運動、經濟衰退、政治危機及謀殺事件等等一系列殘酷的社會現實之後，也更加對世界感到失望。他們想反叛，很快把這股強大的“慾望”轉化成了文學、音樂、美術、電影的創造。

於是就有了The Beatles（披頭士）、The Rolling Stones（滾石樂隊）、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Queen（皇后樂隊）、Bob Dylan（鮑勃·迪倫）、Jimi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Neil Young（尼爾·揚）、Sex Pistols（性手槍）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

不能說來了整個搖滾圈的半壁江山，但至少Live Aid吸引了全世界一百多位著名歌星參加了這次義演（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流行歌手，譬如Madonna、Michael Jackson等，其中的難度也可想而知，因為大家都不是同一個唱片公司的歌手），戴安娜王妃、威爾士親王查爾斯也到了現場。

1985年7月13日，這場大型演唱會在英國倫敦和美國費城同時舉行。中午演出率先在倫敦溫布利體育場開幕，有72000人出席了開幕式。演唱會一直持續了16個小時，並透過全球通訊衛星網路向140多個國家播出了實況，總共吸引了近15億的電視觀眾。

最終，Live Aid為掙扎在饑荒中的非洲災民募集到了5000多萬美元的鉅款。Bob Geldof還因此提名了198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這次演出中，那些人們活久見的合作也定格成了經典。Sting彈貝斯Phil Collins打鼓合唱《Every Breath You Take》、David Bowie和Tina Turner同臺演出的場面，往後也再難見到。

“The day the music change the world。”

就像Live Aid的宣言那樣，這是一個屬於理想主義者的年代，它給飢餓的人面包，讓美好的願望成真。

才華之外的標籤

皇后樂隊也搭上了Live Aid的順風車。

Live Aid就像一個助推器，讓樂隊在1986年舉辦的“Magic Tour”大型巡演創下了當時英國史上演唱會觀眾數字紀錄——儘管早在70年代，《Sheer Heart Attack》和《A Night At The Opera》（歌曲《波西米亞狂想曲》就是出自這張專輯）兩張專輯已經讓他們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

樂隊的成功離不開主唱Freddie Mercury。作為樂隊的靈魂人物，他創作出了許多皇后樂隊最廣為流傳的歌曲，如《Bohemian Rhapsody》、《Killer Queen》、《Somebody to Love》和《Don‘t Stop Me Now》等等。

不過除了才華，Freddie最受外界關注的還有他的同性戀身份。

人們對Freddie這一身份的關注甚至遠大於他外省人的身份，這成為他身上難以抹去的鮮明標籤。

關於自己取向的問題，Freddie對公眾的迴應一直都很曖昧，一些評論家說他向公眾隱瞞自己的性取向，但另一些人說他是“公開的同性戀”。

1974年12月，NME雜誌向他直接問道“彎的感覺怎樣”，他的回答是，“（先是罵記者狡猾）學校裡男生之間的惡作劇也有我參與的一部分，我不會繼續說得更詳細了。”

Freddie態度模稜兩可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從1953年秋天開始，英國警方針對同性戀進行了一次“大清洗”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有近5000名同性戀者因強制猥褻、引誘、雞姦等罪名被逮捕——這一數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即1938年的8。5倍。

那段時間裡，出現在一個被同性戀當作“漁場”的公園中，或是留名於某位已經被拘留的同性戀者的通訊錄上，都有可能被逮捕。一旦被警方認定有罪，即使只是課以罰金，人們的姓名、地址、工作單位等資訊仍會在報紙上公佈，這無異於是毀了一個人的前途。

持續的“大清洗”除了給大眾帶來一種“同性戀罪犯”氾濫的認知，在道德上引發的恐慌甚至更大。所以儘管在1967年隨著《沃爾芬登報告》的釋出，英國21歲以上成年男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已非刑事化，但作用於民眾觀念深處的意識仍然發揮著影響。甚至當父母來家中做客時，Freddie都會提醒伴侶Jim Hutton（他最後的真愛）“不要說我倆睡在同一間臥室，只說你是我家的園藝師”。

在Freddie的音樂生涯中，記者們常把他華麗的颱風與他的性取向聯絡起來。他有一次提到Queen這個自己所取的樂隊名時也說：“我當然知道其中有同性戀的意味在，但那只是其中一面而已。”誰也無從計算Freddie創作中受其性取向影響的比重，但不可否認那一定存在。

遺憾的是《波西米亞狂想曲》作為一部Freddie的傳記電影，對於他同性戀這一重要身份的展現惜字如金。這就好像一種悖論：電影為了取悅所有受眾而故意淡化了同性戀因素，但這部電影之所以存在卻和這一因素分割不開；也好像一種諷刺：同性戀在Queen的年代不被接受，在今天亦然。

人間再無皇后樂隊

時代浪潮和個人命運的交集共同造就了皇后樂隊。

也正是因為這支樂隊的傳奇性，Freddie Mercury身為第一位公開宣告罹患艾滋病及去世的搖滾巨星，他的離世在該病種的歷史上佔據了重要地位。

1992年4月，樂隊的剩餘成員創辦了Mercury鳳凰信託，並在當月20日的倫敦的溫布利球場以致敬Freddie Mercury的名義舉辦了“為提高對艾滋病的認識”的演唱會，來慶祝莫庫裡的人生和影響力，以及為艾滋病研究集資。

“（Freddie是）一位傑出非凡的搖滾明星，如彗星劃過天際般出現在我們的文化圖景中。”當天參與演唱會的眾多重量級嘉賓之一、美國女演員Elizabeth Taylor（伊麗莎白·泰勒）如是評價說。

回頭看看現在，有人不禁要問，這個年代的大師是誰？

在這個越來越快速和碎片化的時代，人的情感也在慢慢被肢解。黃金年代難再見，所以只好暫時寄情濃縮之後的影像，可是，可能有人就連在電影院專心看完一場《波西米亞狂想曲》也已經成了一種奢侈。

也許不是因為這個時代沒有大師，而是因為我們不生產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