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就可以過節放假了，但在此之前，你還需要再堅持一天。為了鼓勵你，今天的推送特意選取了100多年以前，一位白領——用今天的叫法就是社畜——的日記。

滄海可以變桑田變乾涸變摩天樓，但社畜被支配的命運不會改變；時間匆匆流走，但生而為社畜的淚水是流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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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選自《隔間：辦公室進化史》

與如今那些無名的、安有空調的、又寬又深像迷宮般錯綜複雜的 辦公室不同，西方世界早期的辦公室，尤其在英國和美國，是親密舒適的，甚至有些狹小到喘不過氣。

這親密空間裡充滿了商業合夥人和辦事員之間虛情假意的男性情誼。由於辦事員和老闆距離很近，因此有時候在老闆的眼中，用著名辦公空間史學家哈里· 佈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 的話來講， 辦事員“是助理經理， 是隨從， 是密友， 是管理實習生，還是潛在的女婿人選”。或者用《亨特商人雜誌》裡的觀點表達： 經貿商人僱用的辦事員“之於生意， 就好像妻子之於家庭。所有一切是否能夠井井有條， 是否能夠成功， 與他們息息相關。好的辦事員或好的妻子，總能夠把手頭的物品和資源歸置得妥妥帖帖，安排得漂亮至極”。這個類比使得那些原本就擔憂美國辦公世界具有“女性氣質”的人們更加不安。

與此同時，這種親密的距離也掩蓋了其間激烈的競爭性。跟他們那些以為勤勤懇懇在車間裡勞作就能讓老闆少發火、少想一出是一出的工廠工人兄弟不同，辦事員們覺得有朝一日自己就能成為老闆。他們為了爬到最高職位，願意忍受一切，這種屬於“中產階級”的典型忍耐品格與心中強烈的躁動共存著。他們心中的哀號眾所周知。正如美國最出色的倫理學家拉爾 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在他的權威名篇《論自立》（Self-Reliance ）中寫道：“若最天才者來到我們這兒的某所學校就讀，而畢業後一年內卻未能在波士頓， 或紐約的城市或郊區某處辦公室找到職位，那麼無論在他朋友眼中，還是在他自己看來，這都是一件令人沮喪之事， 餘生都將因此而充滿怨言。”這抱怨來自錯失了與權力親密接觸的機會—— 一個在辦公室裡擁有一席之地便能觸控到的機會。辦事員離他們的上級是那樣接近，橫亙在普通職員和公司合夥人之間的僅僅是時間。

紐約某經貿商的辦事員愛德華· 泰勒工作期間堅持寫日記， 生動地記錄了辦事員工作的世界。從他的文字中能看出早期白領們那種正統的尤賴亞· 希普式的調調：謙遜的表面下掩藏著貪婪，抱怨連連的背後卻是自信。

出生於富有律師家庭的泰勒，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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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也就是他十八歲那年，獲得了經營英、法、德紡織品進口生意的利特爾· 奧爾登公司（ Little， Alden & Co。 ） 的辦事員職位。這職位的獲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那人脈甚廣的家庭。公司裡除了利特爾先生和奧爾登先生兩名合夥人，僅有一名會計弗雷德裡克· 海內斯（ Frederick Haynes ）。而泰勒則負責跑腿把賬單送到欠利特爾 · 奧爾登公司款項的紡織品商店，然後把收來的錢存進銀行裡。除此之外，便是無窮無盡的收據歸 檔工作。他在某天的日記裡，心滿意足地記錄下當天完成的三百份貨 單和收據整理的工作量。泰勒深知辦事員這個職業裡普遍存在的身體瘦弱情況，於是他到處宣傳經常鍛鍊身體的好處，還在報紙上寫了好幾篇文章讚揚平日裡去的那個健身房。

在《紐約詢問報》（New-York Enquirer ）1848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這樣寫道：“我向那些整日坐著工作的人們特別推薦個鍛鍊的好去處，布里克街（ Bleecker ） 附近的克勞斯比健身房。”好像為了反駁沃爾特· 惠特曼的諷刺文章似的，泰勒表示經常鍛鍊身體，“胸部馬上就從窄小收攏的狀態裡釋放出來，變得寬闊舒展。而養成鍛鍊習慣之後那瘦弱的四肢也立刻變得有型，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重獲了健康和力量”。這種想要充滿男性力量、練就輪廓分明的體形的想法與今日辦公室裡的健身熱很是相似。今天辦公室裡那些愛好健身的人雖然很少從事體力勞動， 最多不過搬搬檔案箱和盆栽什麼的，卻有著堅硬的肱二頭肌。包裹在襯衫袖子裡的肌肉動起來成塊成塊的。也許正是辦公室的誕生，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身 體弱化的擔憂催生了現代健身房。

同時，昏暗的辦公環境使得泰勒的視力日益變差，對此他在日記中抱怨道：“當一日的工作完成後，我的眼睛感覺像是要瞎掉了，眼前好似蒙了一片雲。當細小的物件呈現在我面前時，這片雲阻擋了其 在視網膜上的成像，讓我無法看清。我之所以要記錄這件奇怪的事， 是因為我的雙眼遭受了透進賬房裡的糟糕光線的折磨和損害。”

泰勒視力變差這事與其歸因於糟糕的光線，不如歸因於他對自身職位的不斷抱怨。在同一篇日記中，泰勒提及視力這事之前，先抱怨了另一件事。他三天前給老闆寫了封要求加薪的信：“關於我的年薪是否能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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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這事，我天天盼著奧爾登先生的回覆，但直到現在仍無音信。這簡直小氣極了，他自己可是掙著好幾千的錢啊，卻不願付給忠誠勤勞的員工一點點。而這一點點錢可以讓這員工感到開心、享受獨立、告別窮困，員工也會在內心默默為慷慨的老闆祈福。”泰勒這次要求的薪水漲幅是100 美金， 他在公司工作不到一年，作為新人的年薪為50 美金。他聲稱自己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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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的年薪，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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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也不過是能讓他養活自己，可以不再依靠他（ 富有） 的父親。後來奧爾登的回覆顯得深思熟慮、頗為冷靜，他認為泰勒要求的太多了。就他目前的崗位而言，奧爾登說，波士頓的辦事員，第一年的年薪就是隻有50 美金，然後每年再加50美金而已。

奧爾登對泰勒的加薪要求一再敷衍了事，這使得泰勒的抱怨不斷升級。他在日記中不斷寫到視力損傷的種種， 此外他對時不時被要求去幹體力活這件事也頗有微詞。他覺得這是對他辦事員身份的一種侮辱，辦事員是用腦工作的：“我時常覺得利特爾 · 奧爾登公司是時候 去僱個年輕人來搬運成堆成堆的樣品卡了，這些活我已經幹了一年多了，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蠢活老派給我真是丟人。”自身也是“年輕人”的泰勒這裡並不是說要公司招個比他更年輕的人，而是要他們招個專門的搬運工。後來他們確實也招了這樣一個年輕人。在泰勒眼中，辦事員和搬運工之間的區別不僅僅在於等級，還在於種族：大部分的搬運工是移民或少數族裔——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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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紐約市起碼有66% 的搬運工是移民和少數族裔， 其中6% 是非裔美國人——這使得辦事員們覺得搬運工作很低階。辦事員的白領裝束可不僅僅意味著裝束而已。

泰勒對於自身職位的擔憂在辦事員中實屬正常，初級辦事員和公司合夥人之間的差距是巨大的，但同時似乎不難跨越。沒有任何其他一個行業如此看重級別、如此憂心忡忡，這一切跨越起來又看似如此容易。不論當前的工作有多枯燥無味，辦事員和他們的老闆都毫不懷疑他們見習管理者及在訓未來商人的身份。當時很少有人認為自己將一輩子只是名辦事員； 而後來的人們卻不難想象自己在辦公室隔間老去，也曾有好幾十年女性文員最高的職業期望不過是當名秘書。

當時辦事員的這種威望主要來自工作內容的模糊和不明確性。紡織品生意的性質決定了辦事員們會長時間待在商品出售的店鋪裡充當銷售的角色，面對顧客必須風度翩翩。換句話說， 辦事員職責範圍如此之大，以至於什麼活都得應對。也就是說，除了高效辦事，他們還得依靠太多不可測因素上的表現：態度是否端正，舉止是否得體，甚至是否適合做老闆未來的乘龍快婿。好的辦事員懂得像迎合顧客那樣時時刻刻迎合老闆的情緒，奉承至卑躬屈膝的境地，直到讓老闆確信自己招對了人。這些個人能力是辦事員所需能力的一部分——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便是“辦公室政治”。儘管這些能力不能寫到簡歷裡，它們卻是職業生涯傑出與否的秘密所在。這樣的工作或許讓人失去一部分人性，但不管剩下些什麼，都是不斷往上爬的關鍵所在。

這也是為什麼辦事員覺得自身比體力勞動者優越的原因。進入工廠工作的年輕人從不幻想有朝一日能當上廠長管理工廠， 於是他們中的一部分參加了剛剛萌芽的美國勞工運動（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但是辦事員與“用手工作”的工人是不一樣的，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清楚——泰勒聲稱搬運工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蠢活”與 他不相稱，這便顯露出了他對此的意識。想要從事商業的年輕人知道自己必須得從辦事員做起，同時他們也清楚地知道辦事員可以，而且往往最終成為所在公司的合夥人。“只不過需要時間，如同他那些傑出的前任們，他最終也能處在那樣的位置！”泰勒在某篇日記中這樣寫道，驕傲地用著第三人稱指代自己。但是儘管耐心是辦事員的顯著品德——就像巴託比做的那樣，不斷地抄寫著，“安靜地、蒼白地、機械地”——不耐煩卻又是其最明顯的標誌。站在工廠車間裡，匹茲堡鋼鐵廠的管理者遙不可及。但在六個人的辦公室裡，他卻與你緊緊挨著，那個不再神秘的、胖胖的、留著絡腮鬍趴在卷蓋式寫字檯上睡著了的、幾縷淡淡雪茄煙縈繞著的老闆。

後來泰勒總算加薪成功，還有額外的50 美金獎金可爭取，為此他短暫高興了一陣。緊接著，公司的營利開始猛增，泰勒清楚地知道所有細節，畢竟他是存取支票的

那個人

。他重又對自己的待遇感到不爽，自己掙的可憐巴巴的幾百塊跟奧爾登收入囊中的“幾千”完全無法相比。兩年半之後，泰勒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做了銷售。離別之際，奧爾登告訴泰勒：“你最大的弱點就是過於焦慮， 對我步步緊逼。”不過這焦慮最終有所回報。不過短短几年，時年二十五歲的泰勒便算得上一名商人了；再往後的人生裡，他有了足夠的錢遍遊古巴和西歐，並與摩門教先驅楊百翰（ Brigham Young ）、總統富蘭克林 · 皮爾斯（ Franklin Pierce ）和教皇庇護九世（ Pius IX ）有過會面。